中国近代史时间问题

中国近代史时间问题

历史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少学者用“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20世纪初，李泰芬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①]

张文指出，绝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840年，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郑鹤声认为中西近代史都始于新航路的开辟，[②] 郭廷以则以葡萄牙人东来的16世纪为开端，[③] 吕思勉认为始于明朝中叶欧洲人东来，[④] 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将起点定在明清之际，[⑤] 尚钺在20世纪50年讨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以明朝中叶为开端。[⑥]

蒋廷黻和罗家伦主张1840年说。

20世纪30至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反思百年国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希望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⑦]

徐中约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纵观四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⑧]

徐中约认为，近代中国具有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即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己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listic-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⑨]

徐中约总体上支持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起点，但同时也说明，要了解近代中国，必须了解明末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他指出：1600-180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⑩]

美国史学家史景迁于上世纪80年代写作中国近代史时，用了一个动感十足的词“追寻”，他把自明末以来的中国历史称为《追寻现代中国》。他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在1600年代，已经有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然而，当时的中国不是。不过，不是并不等于无关。正是从清人入关起，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迫使中国走上追寻现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