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史学家赵俪生(1917年4月25日-2007年11月27日)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撰写过一篇论文,名为“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管子》四篇、《中庸》(包括《大学》、《表记》)、《道德经》、《易系辞传》四种对读记”。在这篇文章中,赵先生将我国先秦诸子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八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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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道可道,非常道”,但人的天性却促使我们去探索。黄先生之文,值得一读,遂冒昧转贴于此。转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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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会,有的基督徒总离不开信和不信思维定式。“5·12”大地震后,这种思维定式同样有所反应,我至少有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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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大地震之所以降临四川,是因为四川基督徒太少,福音荒凉,拜偶像的人太多了。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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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8日,农历戊子年五月初五,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27天,适逢端午。想起了悲情的屈原,也想起了他的《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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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再度被提起之际,听听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关于政治、民主与学术的观点,也许不无好处。摘录徐先生的几段论述,与同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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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德国当代汉语家,致力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许多惊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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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传统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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