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之学与儒学之学

神学之学与儒学之学

自2006年起，每年春季学期，我都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开一门选修课，我给这门课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题目：“神学与儒学”。

开设这门课，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出于一种负担。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这样一种来自西方的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每个中国基督徒都可以回答，但我相信，找到一种负责任的答案并不容易。开设这门课，就是想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同学一起思考，期望至少找到一个有益的思路。

现将本课中的一讲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同好。

所谓神学，是指西方文化背景下的 基督教 神学。当然，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神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框架下的神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神学呈现出多元格局。然而，从总体上看，西方神学无论怎样变化，其进路的改变，仍 不多见 。

有一位韩国学者，名叫Jung Young Lee，他的博士论文是 The Theology of Change - a Christian Concept of God in an Eastern perspective。 在这本书中，他把西方神学的形态分为二种，一种是传统的“绝对神学”（ the theology of the absolute ） ，另一种是 20 世纪产生出来的 “过程神学”（ the theology of process ） 。就上帝观而言，前一种关注静态的being，后一种关注动态的becoming。 如何整合这两种神学形态，或者在这两种神学形态之外，寻找到一种新的神学形态？ Jung Young Lee 引入了中国文化中“易”的观念，他说：“过程神学预示着西方的绝对神学向东方的易的神学的转变。” 照 Jung Young Lee 的思路，西方神学向东方神学的转变，经历着这样一个路径：讨论being的绝对神学过渡到讨论becoming的过程神学，再由过程神学过渡到易的神学（Theology of Change）。

根据 Jung Young Lee 论述，西方神学似乎已经进入“过程神学”的时代。这个判断似乎有些牵强。事实上， 过程神学 自它诞生之日起，就 没有成为 过 西方神学的主流。因此， 我们在比较神学之学与儒学之学时 所说的神学，仍然是 “绝对神学” 。这种神学最经典的定义 是 ：神学是关于上帝的学问。而这位上帝，在哲学家那里，就成了 Being 。

其实，这里说到 being ，已经触及到西方哲学的根本了。由这个 being 发展出来西方的 ontology （本体论）。 being 一词，通常翻译为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眼睛看见的东西称为存在，哲学上不同，把看不见的东西称为存在。它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存在后面的那个存在是什么。这种本体论，也可称形而上学，这个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本来为 metaphysics ，意思是物理学之后，就是要探讨现象背后的那个 being 。有人用《周易·系辞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形而上”一词来翻译，很巧妙。

如果称“道论”，就成了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中国哲学不用 being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语言中没有 类似于英文中to be的 系动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用具体的名词来表示抽象的概念。因此选择了“道”。这是老子的功劳，他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不仅强调“道”是最高的本体，而且还表明，“道”之不可言说性。

相反，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这里的“本性”是 nature ，这个词在英文中的第一义是“自然”。自然的意思是 ： 本来如此，非后天造成，天生就是这样。因此，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天生就是要“求知”的。这个知是什么？就是“所然”后面的“所以然”，即 principles 和 causes ，亦即哲学中所讲的“普遍”。普遍与个别不同，个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感觉到的，而普遍不是，普遍离我们很远，不能凭感觉，只能凭高于感觉的理性。亚里士多德说：“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

西方神学就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特质，把神学也做成一门讨论 Being 的学问。所以我认为，西方神学之学，其实就是学问。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傅佩荣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有一个简单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确，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特性在于“灵魂根据logos来动作”，而“logos”一词在希腊文的 原 意包括“言说、叙述、理性、定义、理性功能、适当比例”等。这些相关的语词所描述的，即是“人”这种有理性的动物。

后代的人由“logos”推衍出“logic”（逻辑），并且许多学问都在词尾加上引后缀，如biology（生物学）、psychology（心理学）、sociology（社会学）、theology（神学）等等。这代表所有的学问都要靠理性动作才能成立。

傅佩荣通过对 logos 一词的分析，准确地指出了西方学问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理性。在古希腊哲学背景下的理性，其实就是逻辑，这种逻辑被称为外延逻辑。

所谓外延逻辑，是强调概念的厘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义、界定。运用这种逻辑方法，当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不少麻烦。为了定义一个概念，必须用其它的概念，而其它概念也需要定义。如此一来，概念就越来越多。 中世纪的经院主义神学（天主教称士林神学）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到 了 中世纪晚期，奥卡姆向经院主义神学 中众多的概念 伸出了一把剪刀：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中国哲学也讲逻辑，但不是外延逻辑，而是内涵逻辑。所谓内涵逻辑，是通过不同的事实来证明道理。不是像外延逻辑那样，通过从概念到概念之间的推理来证明。耶稣用的是内涵逻辑，保罗是两种逻辑兼而有之，但侧重于内涵逻辑。

简单地说，内涵逻辑与外延逻辑的根本区别在于：内涵逻辑以事言理，外延逻辑离事言理。 或者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 内涵逻辑 不离器言道， 外延逻辑 恰好相反。

介绍到此，关于神学，请各位思考以下问题。

1 、神学与宗教、与信仰的关系。 这一组关系的思考， 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神学是不是纯粹的学问？ 或者说，神学是否另一种哲学，有神的哲学？如果我们认可宗教与信仰为神学的土壤，那么，离开宗教和信仰，神学还可以存在吗？

2 、宗教、信仰与人生的关系。人生的问题，是否可以用学问来解决？

3、为什么需要神学？神学解决神的问题，还是解决人的问题？若解决人的问题，是解决人的知的问题，还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儒学之学。

儒学之学，大体上有两种不同主张，一种是思孟学派的主张，另一种是荀子的主张。孟子的学用心，“心之官则思”，也就是心的反思，是对本心的反观，从而达到体悟天道的目的。这就是孟子所谓，“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知识的积累，等等，不是孟子所关心的。孟子关心的是，尽心、知性而达知天，亦即孔子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这是儒学中天人合一之学，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

至于荀了，据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牟宗三先生的看法，荀子不过是儒学旁支，思孟学派才是儒学正宗。牟宗三为什么把荀子定为儒学旁支呢？我以为原因就在于荀子注重对经验世界的学习，注重知识的积累。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一个是生来有知，另一个是生来当被知，两者结合，自然要以知为重。这个知，不同于思孟学派的知。

另外，从儒学的主旨中，也可看出儒学之学的特质。美国汉学家白诗朗（John Berthrong）将儒学主旨总结为四个方面：仁、天命、心和性。 根据白诗朗的解释，这四个主旨中，有三个是向内求的，即仁、心和性。仁是人之德性的核心，“心是知、情、意的完整统一体”，性是人及人生最本质的东西。只有天命是向外求的。从此亦可看出，儒学之学的特质在于心。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 第一章 ， “中国哲学的精神”中指出 ： “中国哲学传统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 为学、为道，二者并行不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神学的研究也应该 在这两方面同时推进。为知，是指 概念的厘清， 在这一点上，当学习 西方 神学之学 ； 为道，是指对 人灵性境界 的 推进 与 提升 ，这是儒学之学的进路 。 在中国思考神学，只有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有用的神学。神学与信仰密不可分，离开信仰谈神学，只是为知，这不是教会需要的神学。

对于神学之学与儒学之学的区别，引用晋朝诗人谢灵运的话，也许更 有助于理解。他说：“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这段话是把中国人与印度人比较，我们可以将印度人理解为西方人。他指出，中国人认识事物靠悟性，而且悟性很高，一下子就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所以是“易于见理”。由于中国之学靠的是悟性，因此“难于受教”，就是说，很难去进行那种条分缕析的研究，知识的积累就不充分了。

西方人则不同，他们是“易于受教，难于见理”，刚好相反。这样，他们的知识积累非常充分。凡事都要条分缕析的研究清楚，反而“难于见理”了。

季羡林先生曾就中西文化的差异打过这样的比方，他认为，西方哲学重分析，强调“分”，因此，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中国哲学正好相反，强调“和”，注重感悟，因此，常常只见树林，不见树木。

弄清楚神学之学与儒学之学的区别，让我们感到，在中国思考神学，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中国神学人可以综合这两种“学”之所长，克服其短，建立一种东方化的、更加关注人的灵性、生命的神学。

范皕海先生在“东方的基督教”一文中就曾指出，基督宗教本来诞生于东方，后来被西方形式化、教义化了，我们有义务将她再带回东方。他说：

耶稣基督生于犹太，……可见基督教本来是东方的，……而他的教义却先到西方，……他的形式免不了完全西方化，变成西方的基督教了。……我们要把基督教还诸东方，……我们必须恢复原始的基督教由我们东方人用东方性质发挥之，广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