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涉及到的基督教研究

何兆武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在其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多次接触到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了解。何先生自己有一段回忆的文字，照录如下，以飨同好。

40年代之初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曾选了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一课，这是我接触到这个领域的开始，当时向先生已是名闻海内外治中西交通史的权威了。向先生讲课的内容极其细致，每每也发挥自己一些精辟的理论见解（例如，他认为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心态是健全的，宋代以后开始出现病态的扭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试是写一篇读书报告。我的报告经向先生仔细阅过，还改正了错字，给了我80分。其后多年人事倥偬，遂长期搁置了这个题目。

50年代后期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侯外庐先生撰写《中国思想　通史》第四卷，嘱我准备一份有关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的资料。我当时接触到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向先生30年代在英法两国方书的手抄本，可称是珍贵的史料。这些资料后来一直放在我们的研究室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度更换领导，人多手杂，历经搬迁，这些珍贵的资料现已下落不明，实在是很可惋惜的事。我在着手之际，本来是准备把收集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做出一份资料长编供侯外庐先生参考的。不意侯先生即在此资料长编的原稿之上加工改订遂成定稿，作为全书中的一章。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准备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资料，曾两次去上海和南京访书。第一次是随林英先生访上海徐家汇图书馆和圆明园路的基督教三自图书馆，勾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是短期随李学勤先生去上海三自图书馆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访书和借书。这一工作后来由于形势转移而停顿下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虽又继续几次接触到这一领域，但均颇为短暂。改故北京大学王重民教授于50年代曾撰写有《徐光启传》，但仅为草稿，最后部分迄未完成。“文革”后期，王先生不幸辞世。“文革”以后，王夫人刘修业先生嘱我加工补充写成定稿，我也乐于从事这项工作，作为对生死两位友人的纪念，遂对全稿进行修订、加工和补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稍后到了80年代之初，老友何高济先生翻译了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一书，嘱我校订，我遂重为冯妇，又一次接触到了这个题目，和他合作一起进行这项工作。后来，何高济先生去世，他所遗留的《中国史稿》中有关清代中西文化交流一节遂亦由我承担。因之，这一时期继续写过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文字，现均收入这本集子以供读者们批判。

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了20年代“非基运动”的若干文字而外，研究者们大抵都是以赞许的态度在看待西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的。解放以后，学术研究奉行政治挂帅的路线，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是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为其中轴线。近年来的研究似乎又再反其道而行，一味颂美西方传教士的贡献而置整个历史潮流的大局于不顾；似乎惟有这批代表中世纪传统的反改革的旧教传教士，才是这一时期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甚矣，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之为难也。

（抄录自《历史理性批判论集》，728-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