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在华传播问题研究之二

二、景教研究概况

1625年3月间，景教碑被发现。[1] 发现之初就遇到一位名叫张赓虞的举人，这位举人是李之藻的朋友，他18年前曾在北京会晤过利玛窦，所以，当他见到碑文后，便认为它与基督教有关，于是，立即拓了一份寄给远在杭州的李之藻。6月，李之藻即写出《读景教碑后》，他在文中感叹道：“今而后中土勿得咎圣教来何暮矣。”李之藻可能是解读景教碑的第一位华人。而第一位亲眼目睹景教碑的西方传教士则可能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25年10月，金尼阁到西安买地建房，准备设堂传教，

因此有机会亲见景教碑，并把碑文译为拉丁文寄往欧洲。

1628年，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Alvarus de Semedo）到西安传教，对景教碑进行了研究。但是，他并不认识碑上的外文，认为它既不像希腊文，又不像希伯来文。后来，他到印度访问遇到一位名叫弗南得斯（Anthony Fernandez）的耶稣会传教士，借

着这位传教士的解释，鲁德昭才清楚碑上的外文为叙利亚文。鲁德昭把碑文的中文部分译为葡萄牙文寄往欧洲。鲁德昭后来写了一本介绍中国历史的书，中文翻译为《大中国志》，[2] 其中详细记载了他研究景教碑的过程。1629年，德国传教士邓玉涵（Jean Terrenz）翻译了碑文的叙利亚文部分。

19世纪以前，中国从事景教碑研究的人大多是一些金石学家，主要有王昶的《金石萃编》，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和《景教考》，毕沅的《关中金石记》。进入19世纪后，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学人也注意到景教碑，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书。但是，由于这些研究者不谙基督教历史和教义，无法准确把握景教碑的意义，加之不懂外文，不能阅读西方人的研究著作，解释起景教碑来，往往牵强附会。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研究的价值不大。

根据1930年出版的英国学者阿·克·穆尔（Arther Christopher Moule）所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的介绍，西方传教士研究景教碑的重要著作有：阳玛诺的《唐

景教碑颂正诠》，威烈的《西安府景教碑》，理雅各的《西安府景教碑》，夏鸣雷的《西安府基督教碑》，库林的《景教》，拉米与格鲁合著的《西安府基督教碑》，巴里·奥图尔的《西安府景教碑》等等。

20世纪对景教碑的研究还有一批重要的学者，他们来自日本，其中有几个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佐伯好郎、高楠顺次郎、桑原陟藏、羽田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佐伯好郎的《中国景教碑》和《景教的研究》。

进入20世纪，一批接受过西学教育的学者开始关注景教碑的研究，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冯承钧的《景教碑考》，[3] 潘绅的《景教碑文注释》，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4] 朱谦之（1899－1972）的《中国景教》，徐谦信的《唐朝景教碑注释》（载《道与言》），翁绍军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5] 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2003

年出版)，[6] 等等。

就国内景教研究情况而言，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起步晚，规模小。

第二，研究仅局限于交通史、文化史的范围。

第三，从业者均为教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