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德周游列国被誉为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

穆德(1865—1955年)，原名John R·Mott，美国人

他是20世纪的基督教全球传教运动活动家、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国际宣教协会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创立者及领导人，同时还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学生运动和传教活动鼓动者。

1885年时他就决心终生从事基督教事业，1888年担任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组织的主席，并开始周游世界，进行布道演讲。1895年穆德创立了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1921年创立“国际宣教会”，这些组织都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由于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194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先后多次来中国传教和布道。1922年他协助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对于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很大影响。

　　穆德被誉为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和普世的青年事工、学生工作、宣教运动和合一运动，都有不朽的贡献。他一生积极投身的几个重要机构和事工，都在此时期的合一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足迹和影响遍及全球许多地区的基督教会，中国教会也不例外。与过去的人物讨论不同，这里我们专注於论述穆德所领导及推展的事工。穆德不是思想家，而是信仰实践者。

穆德是卫理宗的信徒，虽然在大学读书时曾修读希腊文及一些神学科目，但毕生并未曾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亦未尝接受任何宗派按立，担任牧职工作。不过，他一生对19至20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力，比许多神职人员大得多。

　　穆德在1865年5月25日生于美国纽约苏利文县的普维斯（Purvis，Sullivan County，New York）, 旋随父母迁到艾阿华州的普斯维尔（Postville，Iowa）。父亲在那里经营木材生意，家庭环境颇为丰裕。1879年2月，艾阿华州的青年会邀请了一位贵格派的奋兴布道家狄坚（J．W．Dean）在普维斯举行跨宗派的布道聚会，作为青年会农村福音事工计划的一部分。穆德的父亲、两位姊妹和他自己都在是友布道会中决志，从此成为热心信徒。事实上，穆德从接受基督的一刻开始，便已和青年会结下不解之缘。他彻头彻尾是大奋兴运动所结出的果子。

在美国西部广袤的农村地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东部城市的教会牧养模式甚难奏效，循道会乃发明了巡回牧养的方法，派遣牧者骑马到各乡镇做探访、讲道与牧养工作，成效颇佳。这使循道会在美国中部的农村地区有甚快的发展。处身在普维斯的农村地区，穆德一家得到循道会的骑马巡回牧者的属灵栽培，其中尤以韦纳牧师（Horace E．Warner）对他们的影响最深。

穆德在循道会的学院——上艾阿华大学（Upper IowaUniversity）就读预备班，并且成为该校的青年会创会会员，积极投入各种活动。毕业后，穆德转读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立志学习以基督教为基础、丰富灿烂的精神文明，以抗衡当时日益盛行的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他热心投入学生活动，先后被选为学校青年会的副主席和主席。

1886年1月12日，穆德念到圣经但以理书12章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从他确定一生要为主工作。3天后，康奈尔来了一位客人剑桥七子之一的史特(Charles T. Studd, 1862-1931)。史特原是一位英国的板球健将，后决志加入海外布道行列，为内地会差派到中国传道；在美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安排下，到美国各大学作巡布道，呼吁青年投身海外宣教工作。穆德就在史特的布道呼召中，决志参与海外宣教的行列。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重要的决志。虽然他一生并未真正成为全时间的宣教士，但却毕生参与推动宣教事工，且成为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

穆德在第二次决志后，生命大为改变，立志每日最少读一小时圣经，在星期日到监狱里义务主持崇拜聚会。在竭力追求下，他得著循道会所非常著重的重生经验，就是所谓全然成圣或圣灵的第二次赐福，穆德受十九世纪圣洁运动的影响甚深。一方面，他确认个人的宗教经验较诸一切教义或礼仪重要，并且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都可以在分享同一宗教经验的基础下达至灵里合一。另方面，圣洁运动非常注重抨击社会罪恶，在宗教情操上与日后的社会福音思想有许多共通处，这是他在20世纪转向社会福音派的一个思想线索。

1886年暑期，穆德参加大奋兴布道家慕迪(Dwight L.Moody，1837-1899)在麻萨诸赛塞州诺非尔黑门山(MountHermon, Northfield,　Massachusetts）所举办的首届大专生夏令圣经学校。这次聚会邀请了多位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为讲员，大大扩阔了穆德的眼界。穆德嗣后称许慕迪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而他的事奉型态也有著慕迪鲜明的影子。

大学毕业后，穆德决心加入青年会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因著各城市和大学都有青年会的组织成立，需要聘任一些巡回各地的干事，来从事联络与整合工作，推广青年会全国协会并确定异象和方向。当时穆德充任全国协会国际委员会校会部的巡回干事（travelling　secretary），所扮演的正是这个联络性质的角色，他担任类似院际干事（intercollegiate secretary，这是开始才不久的岗位）的职务，专往于联络各大专院校的青年会。在他以前，除了奋兴布道家外，极少有教会领袖乘坐火车及汽船，不断穿梭往来全国各地；而事实上，美国的铁路网络也是在此阶段才渐次完成，将各大城市连接起来的。穆德是一个天生的旅行者，他习惯每年花3至6个月时间在旅途上，与不同的人接触交往。单在 1890至1891年间，他便旅行了31000里，参加了23个会议或营会，接触来自168间院校的千多名学生。这份工作充满挑战性和各种机遇，而他也逐渐显示出优异的演说能力和突出的组织和推动技巧，崭露头角。

穆德昔日在青年会的服侍类似今天大专团契干事的工作。虽然他本身没有直接参与个别的校园园契的事务，但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青年会编写了一套查经材料，在各地校园团契中推动读经运动，籍以巩固学生的信仰，从事更具效果的福音事工。

穆德当了一年巡回干事后，便升任为高级学生干事（seniorstudent secretary），专注发展青年会的海外拓展。在1887年诺非斯的夏令营会里，来自巴西及印度的退役宣教士呼吁美国青年会派还有经验的干事到这两个国家，协助青年会事工的推展，美国青年会答允所请，但坚持须待有国家提出正式的要求，才派出他们的干事。他们成立海外事工部，派人到六个国家提供服务。

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天下

1888年12月6日，“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正式成立，穆德代表青年会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才23岁的他，竟然被推举为第1任主席。正如一位教会史家所言，自此以后，穆德便和普世宣教工作结下毕生的不解之缘。

学生志愿运动的口号是“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世界” 。它每年都在各地举行大会，呼召青年学生献身，得到极佳的反应。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于1891年2月在克里夫兰（Cleveland）召开第一次大会，共有来自151间院校的558名学生代表参加。作为大会主席，穆德在会中宣布，直到1891年为止，在美国及加拿大已有6200名大专生决志献身，并且有320人已前赴工场。他们亦被英国及北欧邀请，前往推动相同的运动。1894年2月，第2届大会在底特律举行，与会人数超过1000人，包括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代表，内地会的戴德生是大会其中一位讲员。1893年，他们出版《学生志愿者》(The student Volunteer）月刊。

穆德在1900年出版一本关于学生投身宣教工作的手册，题目是《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天下》（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in this Generation）。他指出，在20世纪，全世界都向基督教敞开门户，而传教工作亦得到从未有过的丰富资源，因此，在这一代人过去以前，基督教信仰确实有可能传到地极，完成基督的大使命。他不但在学生群体中大力宣扬宣教工作，亦向教会推广海外宣教的异象，资助在1906年兴起的平信徒宣教运动（The Laymen’sMissionary Movement),此运动的成立目的，在向平信徒推广宣教的异象，在各大城市主持让平信徒参加的宣教会议，鼓励信徒到海外宣教工场参观。他们亦呼吁各堂会成立差传小组，宣扬宣教事工的重要性。这个运动的首任（1907至1915年）总干事怀特（J．Campbell White）是穆德的妹夫。

青年会的穆德时代

1901年，穆德成为青年会海外事工部的副总干事。在他的主持下，开始了一个所谓“穆德年代”（Mott era）。他先后共派出接近600位同工，到东方、拉丁美洲及欧洲等地的32个国家，既协助推动当地青年会的事工发展，亦协助发展近代化事业。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场，深为穆德所器重的巴乐满（FIetcherBrockman，1867－1944）被派赴中国，出任中华青年会第一任干事。1915年，巴乐满在穆德的要求下。被调返美国，担任美国青年会的副总干事一职。

青年会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相当大的贡献，就如科普教育与西洋体育运动的引进。而穆德与美国青年会亚洲区事务的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1871－1963）等多次到访中国，在青年会的安排下主持巡回布道大会，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信教。1915年，穆德出任美国青年会的总干事一职。他除引导青年会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时期，积极推动战后的救援工作外，亦参与推动青年会走向社会福音化的事工。

在整整半个世纪的事奉生涯中，他对青年会的发展贡献良多。

　　1926年，穆德当选为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的终身主席，他一直积极参与青年会的活动，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援助战俘的工作，直至1947年。

不过，在二十世纪以后，随著自由主义与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愈来愈广泛，人们对宣教的关注点逐渐由拯救灵魂转向传播西洋近代文化：他们相信传教的任务，乃是要将基督教国家的文明延伸到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是一场启蒙运动过于传教运动。在艾迪等人的推动下，不少青年会及学生志愿运动的参与者投身进一个所谓“人类和宗教前进运动”（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他们致力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建造人类的新文明，将天国实现在人间。

穆德在1920年于美国艾阿华州狄蒙尼（Des Moines）举行的学生志愿运动大会中宣称，在运动开始了33年以后，已有8140位献身者前赴宣教工场，占了全球所有宣教士的1/3。可见这个运动对近代宣教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正因社会福音思想笼罩整个美国的基督徒学界，参与者对传统的宣教观念已感不满，他们要求更多正视社会和文化的不公义问题，而非重复过去的宣教工作：最后，穆德被迫辞去当了32年的主席职位，而这次大会亦宣示了整个学生志愿运动的彻底转向；严格地说，传统以海外宣教为关怀目标的学生志愿运动已结束。

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

穆德在青年会中担纲前线工作，广泛地与各种超宗派的福音事工接触，更由于参加不同的宣教大会，认识好些在不久将来便派赴全球各地的准宣教土，因而拥有一个广大的人际关系网。譬如说，在1889年的诺非尔夏令营中，他便结识了好些日本留美的基督徒学生，对青年会的日本事工有所了解；而在推动各地的学生志愿运动的过程中，他也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运动领袖有所接触。这些跨越文化的经验促使穆德产生梦想，就是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普世学生组织。

1891年，穆德首赴欧洲，其中一个目的便是探索这梦想的可行性；而在1894年初，当他再度前赴英国担任学生志愿运动的大会讲员时，他顺道到欧洲大陆，一方面传递学生福音工作的异象，另方面争取支持成立国际基督徒学生联合组织的构想。

这个构想迅速获得青年会及别的国家的一些政治领袖如瑞典的费尔斯（Karl　Fries）的支持。终于在1895年 8月17日，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WSCF）在瑞典瓦士敦纳城堡（Vadstena Castle）举行成立典礼。这是一个由十个北美和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的学生组织，而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则全力支援。穆德在会上被选为总干事，接著的二十八年，直至1922年为止，他一方面为青年会工作，另方面亦为联合性的学生运动的创办者和领导人，工作的范围由青年会跨进至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

谈到“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的成立，除了学生志愿运动之外，我们必须交代它的另一个源头：“大专基督徒学生联盟”(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这是由英国剑桥与牛津大学联合成立的组织，后来逐渐聚成一个联合性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改名为“英国大专学生联盟”（British College Christian Union）。这个学生运动对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的成立起了预备的作用。

在1895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成立时，这个组织还不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组织，因为它的成员全都来自欧洲和北美。但是在穆德的努力推动下，很快便有其他种族和肤色的基督徒学生团体成立和加入。穆德周游列国，到访南美、中东和亚洲，协助印度、锡兰（日后的斯里兰卡）、澳洲、新西兰、中国和日本等地的学生，成立学生组织，并加入联盟。

1895年，穆德展开第一次环球之旅

他在联盟成立后，先在欧洲好些国家作联络工作，推广普世学生事工的异象；接著访问中东、锡兰、印度等地，倡议成立“印度与锡兰大专青年会联会。”（ The　Intercollegiate YMCA of India and Cevlon), 加入成为联盟的会员，并推动印度学生志愿运动。他从印度乘船南下澳洲和新西兰，协助成立“澳洲基督徒学生联会”（The AustralasianStudent Chistian　Union）。　

1896年7月29日，穆德经过香港，然后转入中国大陆，到访广州、上海、烟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各地。这是穆德首次踏足中国。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宣教工场，当时共有5000位更正教宣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日本，而最后的一个成果是“日本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成立。穆德将他的行程报告编成一本书，题为《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 大专学院与基督教的推展》（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Conquest：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Progress of Christianity，1897）。

1901——1902年，穆德的第二次亚洲之旅

在1901至1902年间，他先后到访日本、中国、香港、锡兰、印度等地。在行程中，他不单与当地的欧美宣教士联络，亦与不少当地信徒领袖接触。从这些既能干又有丰富属灵经验的人身上，他认定基督教已于亚洲植根。

1897年7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诺非尔召开第一届大会，嗣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与学生志愿运动不同，联盟的会议一般规模较小，大约只有百位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参加，旅费一般由穆德向富有的朋友筹募。

1907年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1907年，联盟首次假日本举行大会，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国际性会议。他乘出席聚会之便，作了第三次中国之行。

“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原为一个致力推动宣教工作和普世合一运动的学生组织，它鼓励和推动各地学生参与门徒训练，从而投身宣教工作，亦为来自不同宗派和地域的学生提供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和表达意见的渠道。它也可说是1921年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Missionary　Council）和1948年成立的“普世教会协会”（WorldCouncil　of Churches）的前身。譬如说，在1911年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召开的联盟年会中，更正教便首度和东正教及天主教合作，其后联盟亦获准在土耳其这个东正教的地区推展学生运动。

联盟之所以在普世合一运动中扮演这样吃重的角色，与穆德作为它的首任主席是分不开的。穆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世合一运动的灵魂人物。

1920年，因欧战而有7年未曾召开过大会的“联盟”召开第十届年会，穆德在会上辞去了充任25年的总干事一职，改任主席，直至1928年。

在两次大战期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积极推动各地学生团体参与战地救援、难民救济等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盟成立了欧洲学生救援会（European Student Relief）。4年后，42个国家的学生组织筹募了50万英镑，援助19个国家的饥饿学生。后来“欧洲学生救援会”成为独立组织，易名“国际学生服务处。”（lnternationnal　Student Service)，后再易名为“世界大学服务处”（World　University　Service），这个组织至今仍在运作。

直到1960年代为止，联盟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1972年，联盟在组织架构上作了重大变化，原本中央集权的组织一分为六，在非洲、亚太地区、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等地，各自成立地区总部，而日内瓦则变成各地区的联络处，藉以容让不同地区的学生团体因应地区的政治社会环境，而拟定其学生运动的策略，及从事处境神学的反省。

“福音派”与“普世派”两个阵营

不过，由于在北美及欧洲自由主义神学愈来愈泛滥，对一向站在时代前线位位置的学生运动的影响尤为显著，联盟逐渐失去对传统意义的灵命成长与宣教使命的关怀，而社会福音思想更将不少前卫的基督徒学生引领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战线，这引起了许多信仰较传统的基督徒不满。1910年，英国一些保守的基督徒首先脱离基督徒学生运动，另组“大专学生福音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简称IVF），如此开始另一个基要主义的普世学生运动，“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r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IFES）于1947年成立。嗣后，普世基督徒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基督徒学生组织部分成“福音派”与所谓“普世派”两个阵营。

60、70年代，普世派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愈趋激进主义，不少成员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造成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本身的分化甚至分裂。70年代以后，随著福音派的迅速增长与自由派教会的没落，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学生运动都变得衰微，乃至结束。相对地，各种形式的福音派学生运动，如学园传道会、导航会和学生福音团契，倒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1922年，穆德的中国之行与“非基运动”

“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与中国近代教会历史曾发生过一次密切的关系，但却是相当悲剧性的。

1922年4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这是自欧战后联盟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上，德国代表提出有关欧战的战争责任的讨论，其他国家的代表群起反对，引来极大冲突；穆德虽然尽力保持中立，却被指摘为只顾友谊而牺牲了公义。此外，会议的召开亦惹来中国学生的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富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组织借用中国的高等学府，举办一个旨在荼毒中国青年心灵的会议；他们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后称“非基督教同盟”），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政党的援引下，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断断续续地绵延6年之久。这是继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中国另一场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日后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所产生的反教议题（诸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仍为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人所讲论。

穆德作为联盟的主席，出席了北京的这次会议，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其后穆德分别在1925年、1929年、1935年重访中国。他合共曾到过中国七次。不过，大概是由于会议前后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事件，穆德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

促成“国际宣教协会”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是为“爱丁堡宣教大会”（Edinbrugh　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不仅是首次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对教会史家来德里（Kenneth S．Latourette，1884-1968）而言，这次大会更象征着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有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宣教会议的构想源自1907年举行的“北美海外宣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America），在穆德及其他主催者的积极推动下，来自不同国家的1200名差会代表、宣教士及教会领袖，云集爱丁堡参与是次盛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宣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再次确认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故全球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必须携手合作，集中宣教资源，俾能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250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TheDecisive Hour of Christian Missions）。

大会拟筹备成立一个普世的宣教组织，并首先组成“续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以董其事，穆德被选为主席。委办会刻意吸纳后进教会的代表，来自中国的诚静怡亦是委员之—。不过，由于他及其他亚非代表根本不能长途跋涉地前来参加会议，故委员会仍由欧美代表主持和运作。“续行委办会”在1910年通过一份宪章，并决定出版一份宣教刊物：《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于1912年1月创刊。

1912至1913年，穆德作了一次重要的环球之旅，艾迪亦同行。除宣传“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异象，协助后进国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外，同样要紧的是他们的环球学生布道工作。行程的首站是印度，然后在1913年1月转到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罗炳生(E.C. Lobenstine)和诚静怡出任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于 1922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1922年5月，乘出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之便，穆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虽然他并没有筹备或主持这个会议，但却在大会两次发言，并对会议产生相当影响。因著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保守派的差会和宗派拒绝加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令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大打折扣，不过，“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仍是合一运动的一大跃进。

1913年，日本的“续行委办会”亦改组，成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穆德也出席了是次会议。

在是次旅程中，穆德和艾迪亦在中国14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共有7万多人次参加，另他们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6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后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其后，穆德等转赴朝鲜及日本，协助日本成立“续行委办会”。

由于国际政治形势转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永久的国际宣教组织的构想被迫拖延。直到1921年10月，英美等国家不同差会的负责人在纽约慕康湖（Lake Mohonk）开会，组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为会员单位。协会的目的在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决定不处理任何教义与礼仪的问题，留待“信仰与教制运动”（Faith and Order Movement）处理。协会出版并发行《国际宣教评论》及其他宣教研究成果。

“国际宣教协会”17个创会会员中，有13个为西方的差会。不过，协会也积极邀请亚非拉地区的教会代表加入，以增强其普世的代表性。嗣后，协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大会：耶路撒冷(1928)、印度马德拉斯的坦巴兰（Tambaram，1938）、韦比（Whitby，1947）、惠灵根（Willengen，1952）、加纳（Ghana，1957）及新德里（New Delhi，1961）。

1941年，由于感受到来自年轻同工的压力，穆德辞去“国际宣教协会”主席一职。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后，“国际宣教协会”面对愈来愈多呼声，要求将组织并入成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部门。结果在 1961年的新德里会议上，“国际宣教协会”宣告解散，变成“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事工部”（Division of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

穆德在1928年“国际宣教协会”举行耶路撒冷会议后，便正式退休，离开青年会的工作。退休后，他到不同地方主持讲座，并将讲稿付印出版，包括《今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召唤》（ The Presnet DaySummons to 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1931），《释放基督教平信徒的力量》（ Liberating the Lay Forces of Christian，1932），有关学生工作的《合作与世界宣教》（CooPeration and theWOrld Mission，1935），为国际宣教协会所做的全球报告《今日的世界福音工作》（Evangelism for the world Today，1938），他的自传《五个年代与一个前瞻》（Five Decades and a Forward View,1939），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3－1971）等合著《基督教的危机》（Christianity in Crisis，1941），《与更大的福音工作》（The　Larger Evangelism, 1941）。

穆德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青年事工和宣教方面，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对于教会性的合一运动，诸如“信仰与教制”、“生活与事工”（Lifeand Work）等运动，参与并不太多。譬如说，在生活与事工运动中，他没有出席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成立会议，1929年的大会也没有参与。而在“信仰与教制运动”中，他虽然有出席1927年的洛桑会议，但因病提前离开，大概也没有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

不过，穆德却积极参与1937年于牛津举行的“生活与事工运动”计划会议，并共同议决成立一个“普世基督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生活与事工运动”在牛津召开一个“教会、社群与国家”（Church，Community and State）的大会。不久，“信仰与教制运动”亦在爱丁堡召开一次大会。两个运动议决组成一个14人的委员会，商讨彼此合作，并筹组“普世基督教协会”，穆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12月，穆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1948年8月23日，“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正式成立，穆德以八十二岁高龄出席该会议，受到举世注目及尊重，被推选为荣誉主席。会上，他回顾过去所参与的普世合一运动，包括曾差出2万名学生到宣教工场的学生志愿运动，曾联系全球3000间院校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培育出大批今天的基督教领袖的“青年会”，联系已发展教会与发展中教会的国际宣教联盟。这次会议，标志他毕生致力从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想，至终获得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穆德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教会和平联盟”（Church Peace Union）于1940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Constance ）成立，主要推动者为卡内基（AndrewCarneige）。后来因欧战关系，在英国伦敦重组，易名为“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穆德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负责人。不过，基于政治的考虑，穆德退出了由霍坚（Henry T．Hodgkin）所成立的“英国唯爱社”（British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及“和平主义运动”或译“唯爱主义”（pacifism)。我们知道，唯爱主义思想对20世纪不少中国基督教人士如吴耀宗等，都有不少的影响。

穆德的太太莉拉（Leila）于1952年逝世，终年86岁。穆德于不久后再婚，并继续他的环球旅程。他在1955年1月31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